其次，作为历史和结构之总体。中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连续总体，必须从阶段性和整体性的辩证关系来理解中国历史演变。一方面，要准确把握每个阶段性的基本特征、主要矛盾、核心任务与内在逻辑，进而阐明不同阶段中国社会演化的历史规律和内在机理。另一方面，要准确把握不同阶段之间的连续性与断裂性，从整体的高度完整把握中国历史的演进规律。同样，中国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结构的总体，也必须从结构的量变质变规律来认识中国局部之变与整体之变的辩证关系，从中国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社会革命、文化变革等综合革命来认识中国的整体演进。更重要的是，中国本身就是历史和结构之总体，要从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结构之变来认识中国之变。只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系统观念，“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即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深入研究，发现中国阶段之变、结构之变和整体之变的历史规律和内在机制，才能把抽象的普遍性转化为具体的普遍性，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

　　最后，作为自主的实践总体。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起源于西欧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历史条件长期演化发展的综合产物，其中最为重要的基础就是“市民社会”和日耳曼式所有制。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即从政治国家分离出来的、由原子式个人组成的市民社会，“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然后再通过原始积累，最终建立了以占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完成了从市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化，建构了以资本为主导的现代西方文明。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在生产方式、所有制和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带有鲜明的自我属性，不同阶段的社会演进彰显了自身的自主性和特殊性。传统中国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来的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欧的生产方式、基督教文化和“市民”伦理；传统中国以乡土和血缘为基础构成的宗法社会和伦理社会，既不同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和西欧的中世纪社会，也不同于西方近代的“市民社会”。中国从传统社会到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完全不同于西方发展逻辑。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既不是本本主义的结果，也不是对俄国革命经验的简单移植，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逐步摸索出来的自主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更不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的照抄照搬，而是从中国土壤中长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重大创举。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特别是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主实践、自主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改变对中国认识的形而上学思维、不改变抽象原则和西方主导下的外部反思范式、不去揭示中国社会现实演变的自主逻辑，试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一句空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

　　以“天下”为尺度：世界历史视域中的中国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