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以“中国”为出发点，强调中国实践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就中国谈中国，否则就是狭隘的“特殊主义”。相反，只有上升到世界历史高度，以“天下”和“世界”为尺度，才能真正把握中国与其他民族国家发展演变逻辑的本质差异。这样，中国实践的自主性才能升华为真正的自主性，中国实践的特殊性才能升华为包含普遍性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只有上升到世界历史高度，才能从特殊性中发掘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认识，进而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首先，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面对现代化的普遍任务，由于具体国情、历史禀赋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各个国家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必然是多样的。以“天下”和“世界”为尺度，就是要超越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狭隘视野，把中国、西欧国家、美国和其他民族国家还原为多元世界的组成部分，平等地看待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而不是把欧美作为世界的“母体”来强制性地“反思”其他国家。西方“市民社会”和西方现代化道路不过是在西方的特定土壤中长出来的“特殊”道路，把它夸大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道路，就犯了西方中心主义和“普遍主义”的错误！同样，中国道路也是在中国土壤中长出来的具体道路，若反过来认为中国道路只是一个“个例”，那就犯了狭隘的“特殊主义”的错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都是形而上学的思维范式，我们必须坚决拒斥！

　　其次，中国道路与西方道路的本质差异。要总结中国实践，就必须摆脱“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叙事范式，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入手，不仅要基于普遍性来认识中国实践的特殊性，更要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发掘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认知。作为一种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基因，也充分吸收借鉴了西方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更扬弃了西方现代化的内在弊端，对于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世界性问题提供了更值得借鉴的一般经验和中国方案。西方资本主义是以原子式个人和市民社会为基础的，而中国社会从来没有经历过西方意义上的独立的市民社会阶段。毋宁说，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之所以如此不同、如此成功，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恰恰杜绝了西方“市民社会”的可能性。资本主义遵循的是以私有制—资本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资本主导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政治、文明与价值观、文化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建构逻辑；而中国遵循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建立在对传统资本逻辑的驾驭与扬弃之上的。西方近代社会的演化逻辑是“个人—市民社会—民族国家”，由此所形成的国际秩序必然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弱肉强食；而中国遵循的是“家—国—天下”的认知逻辑，倡导“以天下观天下”，超越了西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狭隘视野，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现代化使自然屈从于资本的增殖逻辑，导致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财富生产、经济发展、现代化道路等注入了绿色和生态维度。以资本为基础的西方文明追求的是单数的文明，必然导致文明冲突；而中国强调“和而不同”，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在中国的视域中文明从来都不是单数存在，而是共生性的复数存在。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