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资本开创了世界历史，但资本主导下的世界历史绝不是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态，由于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资本现代性必然会被一种更高的现代性所取代。那些被迫卷入世界历史的落后国家也不会一直处于被动状态，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矛盾的不断演化，落后国家将会冲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束缚，承担起世界历史赋予的时代使命，转化为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体。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主导的现代性已经充分暴露了自己的根本缺陷，而马克思当年预言的新现代性也正在一步步地变成现实。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意味着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更意味着中国要成为一个与英、德、法、美不同的现代化国家，这是一种不同于资本现代性的全新现代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溢出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框架，是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扬弃，因而代表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真实反映了时代大势和世界潮流的发展方向，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断演化，一种冲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格局必将到来，而且也必然会到来！这是世界历史运动发展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必然结果。

　　以实践为基础：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哲学研究要透视世界潮流、把握时代精神、切中现实本质，有效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只有把握时代、扎根现实、把脉问题，才能真正在丰沃的实践土壤中开出灿烂的理论之花。

　　首先，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要把握中国实践及其自主性，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原理层面是不够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针对19世纪后期德国马克思主义“青年派”，恩格斯诚恳地告诫道：“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对于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而言，恩格斯的告诫仍是令人醍醐灌顶的。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是第一步，当然也是关键一步，因为用哪种“主义”、哪种方法观察现实，就会得出哪种结论。不过，仅仅停留在原理层面，是不可能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面向中国现实和实践，开展扎实的调查研究和历史研究，将抽象的普遍性转化为中国社会的具体普遍性，科学把握既定主体即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本质规定及其必然性，才能真正在中国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守正创新。从这个角度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不仅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重要的是要运用贯穿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中国现实和中国实践。“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

　　其次，特殊经验的理论化。毋庸置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英国现代化道路和实践经验的理论化结晶。而《法哲学原理》则体现了黑格尔以德国民族的特有方式表达对西方现代性的哲学反思，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展现了西欧“市民社会”的演化逻辑，并基于德国语境表达了一种不同于英法现代化的德国国家逻辑。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对西欧“市民社会”实践进行了理论总结，或者说是对英德道路的一种片面而深刻的理论升华，在某种程度上既展现了那个时代和世界历史的普遍趋势，也表达了英国和德国统治阶级的特殊诉求，对后来的西方现代化实践、社会思潮和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这些理论还存在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但我们无法否认它们在世界历史及其理论谱系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在反思西方实践和这些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创作了《资本论》，揭示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本质、发展规律及其必然趋势，并从世界历史高度完成了对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宣判，论证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现实性和必然性。如今，这种新型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在中国大地上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那么，如何从理论上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我们必须以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强化对中国社会实践的具体研究，必须充分运用理论思维和抽象力，超越经验和外在现象，形成对中国社会发展演变机制本质的、必然的科学抽象，然后再通过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思维中完整再现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逻辑。譬如，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演变及其与日耳曼式生产方式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逻辑的本质差异，从传统伦理社会到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机制与西方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演变的本质差异，中国的“家—国—天下”逻辑与西方“个人—市民社会—民族国家”演化逻辑的本质差异，中国土地所有制与西方土地所有制演化机制的本质差异，中国经济发展逻辑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逻辑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演变的本质差异，农耕生产方式孕育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西方“市民社会”和私有制孕育出来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文明观的差异，等等。只有通过这种深入系统的实践研究，超越现象，达及本质规定，才能形成对中国实践的一般化总结和理论化建构，进而创作出中国版的《国富论》《资本论》等，才能完整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理论范式。